2009年8月18日，原衛生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9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實施意見給出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目的簡單明了，即：

這16個字對基本藥物的概念予以了明確，即基本藥物是適應基本醫療衛生需求，劑型適宜，價格合理，能夠保障供應，公眾可公平獲得的藥品。要求政府舉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部配備和使用基本藥物，其他各類醫療機構也都必須按規定使用基本藥物。

對于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的制定也做出了明確規定，要求在充分考慮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和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保障能力的基礎上，按照防治必需、安全有效、價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藥并重、基本保障、臨床首選的原則，結合我國用藥特點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的要求，參照國際經驗，合理確定我國基本藥物品種（劑型）和數量。

同時指出，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實行動態調整管理。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醫療保障水平、疾病譜變化、基本醫療衛生需求、科學技術進步等情況，不斷優化基本藥物品種、類別與結構比例。

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原則上每3年調整一次。政府舉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的基本藥物實行零差率銷售。各地要按國家規定落實相關政府補助政策。政府舉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部配備和使用國家基本藥物。基本藥物全部納入基本醫療保障藥品報銷目錄，報銷比例明顯高于非基本藥物。

然而此后的基藥制度的推進卻實在是出乎意料，特別是對基層醫療機構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報告顯示，基本藥物零差價制度不但很難實現降低藥品價格的政策意圖，還會扭曲基層醫療機構的藥品購銷行為，使盛行于二三級醫院的商業賄賂行為，蔓延到基層醫療機構（鄉鎮衛生院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此后伴隨新醫改10年的基藥制度推行，給基層造成“傷害”遠遠不止腐敗蔓延這一點。

在基層，一提到“基藥”，無不讓人想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致命”的基藥、“沒有藥可用”、“價格高”……基藥制度讓村醫活不下去了！

可以說，基藥制度直接導致基層無藥可用、藥品質量低劣、藥價虛高虛低并存；村醫收入大幅降低；國家約定的補助不到位，遲發、克扣現象普遍，由于政策激進，不斷有村醫因為違規受罰。

基藥制度規定，政府舉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部配備和使用基本藥物，2014年4月，原國家衛計委、發改委等八部委印發了《關于做好常用低價藥品供應保障工作的意見》著力解決藥品短缺問題。

2014年9月，原國家衛生計生委又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藥品配備使用管理工作的意見》，允許基層醫療機構，除了基本藥物外，還可從醫保或新農合藥品報銷目錄中，配備使用一定數量或比例的非基藥。

醫改先鋒安徽早在 2014年3月，即制定出臺一份包含1118種藥物的全省公立醫療機構基本用藥目錄，實行“一個目錄、比例控制”的藥改新思路，不管是城鎮醫保病人還是新農合病人，不管是省級醫院還是鄉鎮衛生院，都用同一份基本用藥目錄，政府只是對不同層級醫院使用目錄藥品比例進行控制。

2015年9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意見》要求合理確定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藥品品種和數量，加強二級以上醫院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用藥銜接，滿足患者需求。這些政策實際上就明確放開基層用藥。

2017年4月8日，北京市陽光采購擴充基層醫療機構目錄，原基層醫療機構與二三級醫院的藥品采購平臺合二為一，實現用藥完全一致。

尺度最大的要數廣東。2017年7月7日，廣東省衛生計生委出臺《關于進一步明確我省基本藥物制度有關要求的通知》，明確不再對各級醫療機構（含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國家基本藥物（含省增補基本藥物）的品規數量和金額比例作具體要求。此舉被認為是宣告“基藥正式瓦解”。

2017年8月1日，遼寧省發布《關于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實施意見》，要求全省各級醫療機構實行統一采購平臺、統一采購目錄。

2018年1月31日，天津市醫藥采購中心發布《天津關于調整基層醫療機構藥品網上采購范圍的通知》。通知各單位，從2月1日起，天津基層醫療機構藥品網上采購范圍，與二、三級醫院用藥全面銜接。即，天津所有公立醫療機構用藥目錄全部統一，基層用藥不再受限。

由于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弊端頻現，醫藥購銷領域腐敗頻發、蔓延，一次又一次被央視曝光，再加上歷經多少年價格管制的失敗使人們深刻意識到醫藥價格不能再繼續管制了。

2015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完善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7號）印發。意見認為，醫院作為采購主體，按中標價格落實帶量采購。而這里的帶量采購實際上就是量價掛鉤，即不禁止“二次議價”。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印發。“意見”指出，價格機制是市場機制的核心，市場決定價格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意見”將醫藥價格改革列為六大重點領域一并進行改革之一，徹底回擊了一些醫改專家醫藥行業不適應市場，醫藥價格必須由政府管制的觀點。

“意見”要求積極穩妥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確保醫療機構發展可持續、醫保基金可承受、群眾負擔不增加。落實非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市場調節價政策。

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項目價格實行分類管理，對市場競爭比較充分、個性化需求比較強的醫療服務項目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價，其中醫保基金支付的服務項目由醫保經辦機構與醫療機構談判合理確定支付標準。進一步完善藥品采購機制，發揮醫保控費作用，藥品實際交易價格主要由市場競爭形成。

就在人們普遍認為，基藥制度行將廢除之際，風云突變。

2018年09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完善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意見（國辦發〔2018〕88號）印發。

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是藥品供應保障體系的基礎，是醫療衛生領域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新一輪醫改以來，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建立和實施，對健全藥品供應保障體系、保障群眾基本用藥、減輕患者用藥負擔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指出，也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

在大家最為關注的目錄與價格方面，意見指出：完善目錄調整管理機制。優化基本藥物目錄遴選調整程序，綜合藥品臨床應用實踐、藥品標準變化、藥品新上市情況等因素，對基本藥物目錄定期評估、動態調整，調整周期原則上不超過3年。對新審批上市、療效較已上市藥品有顯著改善且價格合理的藥品，可適時啟動調入程序。堅持調入和調出并重，優先調入有效性和安全性證據明確、成本效益比顯著的藥品品種；重點調出已退市的，發生嚴重不良反應較多、經評估不宜再作為基本藥物的，以及有風險效益比或成本效益比更優的品種替代的藥品。

對于臨床必需、用量小或交易價格偏低、企業生產動力不足等因素造成市場供應易短缺的基本藥物，可由政府搭建平臺，通過市場撮合確定合理采購價格、定點生產、統一配送、納入儲備等措施保證供應。

充分考慮藥品的特殊商品屬性，發揮政府和市場兩方面作用，堅持集中采購方向，落實藥品分類采購，引導形成合理價格。

做好上下級醫療機構用藥銜接，推進市（縣）域內公立醫療機構集中帶量采購，推動降藥價，規范基本藥物采購的品種、劑型、規格，滿足群眾需求。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降低群眾藥費負擔”一節中，意見指出，完善醫保支付政策，對于基本藥物目錄內的治療性藥品，醫保部門在調整醫保目錄時，按程序將符合條件的優先納入目錄范圍或調整甲乙分類。對于國家免疫規劃疫苗和抗艾滋病、結核病、寄生蟲病等重大公共衛生防治的基本藥物，加大政府投入，降低群眾用藥負擔。

4月17日，國家醫療保障局公布了《2019年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調整工作方案》。方案從征求意見到出臺風風火火，從17版醫保目錄出臺至今不足兩年，都讓人感到超級醫保局的強勢來襲。

不管是方案對于調整目錄是為了“進一步提高參保人員用藥保障水平，規范醫保用藥管理”，還是目標任務中“根據基金支付能力適當調整目錄范圍，努力實現藥品結構更加優化，管理更加規范，進一步提高醫保基金使用效益，提升醫保藥品保障水平，有效緩解用藥難用藥貴”的表述；不管是基本原則中“在基金可負擔的基礎上，突出臨床價值，補齊保障短板，提升保障效果，適當調整目錄范圍”，“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綜合考慮醫保基金承受能力、參保人負擔水平和臨床用藥需求，堅持基本醫保定位，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合理確定用藥范圍和水平，實現保障范圍與保障能力相匹配”，還是在調入藥品中“優先考慮國家基本藥物”，“在甲乙類別調整過程中，優先考慮基本藥物”，都預示著：“基本藥物”并不必然進入醫保藥品目錄內，更不會享受“報銷比例明顯高于非基本藥物”的優惠待遇。

與此相一致的是各地對待基藥的態度，也似乎表明，基藥就是雞肋。一方面各地基藥占比要求下降，廣東更是不再以金額比計算基藥在各級醫療機構使用比例，而是以品種比計算。

如今，在各種政策的風風雨雨里，基藥如杜甫的茅屋，隨時有被風吹散，茅飛渡江灑江郊的可能，與其如此不如放棄，與醫保目錄合二為一，也給基層行一個方便。因為從非洲走出來的“基本藥物”時代與使命早已不復存在，而實踐已經一次又一次證明，它最初設想的保障和控費兩大功能實在是太不堪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