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說到底，待遇得到保障，上升渠道暢通，人才才能真正留得住，才能調動醫護人員的積極性。

培養周期長、職業風險高、工作強度大、工資待遇低……這是我國醫生普遍面臨的執業現狀。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7569元，醫護人員年平均工資80026元，全部19個行業，衛生和社會工作排在第7位。說他們收入低，便會有人質疑，收紅包、拿回扣，收入低誰相信？說他們收入高，幾乎每個醫護人員都滿是委屈。

“我們每天超負荷工作，面對生命不能有絲毫差錯，即使這樣，仍然遭受社會的各種猜測，甚至遭到人身威脅。面對攻擊醫生不能還手，就連正當防衛都沒有，回報與付出不成比例。”一位三甲醫院的醫生表示。

醫護群體不高的工資數卻被紅包、回扣遮蓋著，薪酬制度扭曲，帶來的可能是大處方、大檢查單、過度醫療等后果，最后遭殃的仍然是患者。在這次醫改的大潮中，如何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當務之急便是醫護人員的薪酬制度改革。

切實增加基層醫護人員的收入

“切實增加基層醫院醫生的收入。這個做不到，其他都是空的。”在2月6日召開的“學習十九大精神·建設健康中國——落實分級診療與多點執業”主題研討會上（以下簡稱“研討會”），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副院長史大卓直言不諱地指出了我國在推行分級診療過程中的一大痛點。

2017年去云南、貴州和青海等地調研過的史大卓發現，基層醫生的月收入基本在2000元～3000元，“這樣的收入怎么能夠留得住人才，怎么能夠讓醫療資源下沉？國家培養出眾多全科醫生，這樣的工資收入只會讓他們在基層醫院干一年兩年，然后會通過考研、轉行等方式走到大城市里來。”

“改革醫務人員薪酬制度，總體提升薪酬水平，規范崗級薪酬差距，已經是當務之急。有一些人擔憂醫療行業提高薪酬，可能導致其他公共事業單位(如教育)的平衡問題。我認為，建立與醫療行業特征相符合的薪酬制度，必然是經過科學嚴密論證后的決策，一些擔憂沒有必要，甚至可能影響公立醫院改革進程。”國家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應亞珍曾對媒體表示，能不能通過制度創新，讓醫生得到體面的陽光收入，走出被詬病的“灰色收入”陰影，回歸“看病救人”的職業本性，考驗著醫改政策的執行力。

吸引人才，政府要提高政策供給

北京市通過政府財政補貼等手段將社區醫生的年收入提高到了人均10萬元左右，增幅達20%。然而醫生的收入問題依舊是制約北京社區醫院發展的主要瓶頸。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社區服務中心的院長李玉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2016年以來，新街口社區服務中心的收入開始有結余，但是按照我國目前的政策，社區醫院的結余無法進行靈活的再分配，而且社區醫生的績效收入有封頂限制，也不利于激發醫生工作的積極性。在李玉玲看來，社區醫院今后如果要吸引人才，迫切需要政府在政策方面給予支持。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衛生計生委黨委書記方來英的想法與來自基層的李玉玲不謀而合。方來英在研討會上表示，醫改首先要政府提高政策供給。從財政投入角度來說，國家對基層醫療體系的建設進行了大力的資金扶持，但是目前只體現在了醫療設備和醫院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面，方來英指出，政策對基層醫院“人”的供給并不是很充足，也就是對醫生的政策傾斜還不夠，這是今后政府應該著重考慮的方向。

多點執業助推分級診療

“我國目前的情況是11%的三級醫院服務了53%的患者（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2016年公布的數據）；與此同時，215萬執業醫師中本科以上學歷占70%，更高端的，比如完整經過住院規范化培訓的人數就更少。從宏觀政策上推進醫生多點執業是必然”。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心內科主任霍勇認為，如果要加強我國基層醫療體系的建設，特別是人才隊伍的建設，就有必要通過多點執業，讓大醫院的優質人才資源流動到基層。

不過，霍勇也坦言，多點執業雖然已放開，“但整體上很難看到醫生去多點執業。”霍勇分析認為，主要是管理方面的問題。“因為醫生隸屬于醫院，醫院為醫生提供獎金、工資、養老保險等，所以醫院很難同意醫生多點執業。”

霍勇提出的建議是，國家應完善公立醫院人事制度，比如取消編制內外的待遇差別等，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推動醫生多點執業取得實質性進展。

此外，有醫衛界人士指出，應對基層醫療機構衛生專業技術人員緊缺，當下還應著力解決此類人員招聘周期過長、門檻過高的問題。要注重本土人才的培養和使用，可采用與醫學院校合作定向培養的方式，吸收本土年輕人才加入醫療衛生隊伍。同時，對部分崗位可適當降低學歷要求，對中級以上職稱，且愿意到基層醫療機構就業的成熟型人才，建議開辟“綠色通道”。

說到底，只有尊重基層醫護人員的勞動和創造，給他們提供符合實際的待遇和必要的保障支持，形成良性、向上的工作環境，提高醫院職工滿意度，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調動他們的醫改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