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對疾病之時，患者往往站在各種選擇的岔路口茫然無助。就醫時去哪個醫院，或是看哪個醫生；在選擇治療方案時是盲目摸索，或是孤注一擲；治療結局可能是有一線希望，或者是人財兩空。而這樣的選擇對于醫生來說司空見慣。現實中，這些選擇的答案形形色色，但就是沒有標準答案。

在最近引發關注的“王鳳雅之死”事件之前，就曾有過類似事件的報道。青島一位兒科醫生發微博稱，一新生兒因先心病入住他所在的科室，醫生建議手術治療，父母不想給孩子治療，簽字放棄，要求給患兒拔除胃管、不許喂食等。遭拒絕后，家屬到醫務科投訴。一邊是家屬的放棄簽字，一邊是人道良心的不忍，醫生又該何去何從？

而在2014年轟動全國的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產科醫生羅軍被打事件更是典型：一產婦凌晨到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產科待產。產科醫生羅軍檢查發現，胎兒因窒息時間太長，必須馬上搶救。但面對胎兒有腦癱的可能，孩子父親選擇放棄，而醫生堅持搶救。最終孩子被成功救活，但孩子的父親卻并不領情，并痛恨救了孩子的醫生羅軍，將其一頓暴打。這位父親大罵：“我說過不要孩子了，為什么還要給救回來！”而醫生當時的想法是：你這個父親可以不要小孩，但我這個醫生不能見死不救。

作為醫生，醫者仁心，從救死扶傷的角度出發，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們定會盡百分之百的努力。在這樣的努力中，產生了許多奇跡，醫者欣喜，患方滿意。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因為危重患兒搶救成功率不斷提高，也帶來許多我們不愿意看到的現實：經搶救成活的傷殘病兒，給社會和家庭帶來了痛苦和負擔。這讓我們反思，全力救治難道錯了嗎？作為兒科醫生，我們更加感到壓力倍增，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回看王鳳雅父母未主動為其治療，最終小鳳雅因視網膜母細胞瘤去世這件事。家屬對于重危患兒的救治，絕大多數情況下會配合醫生的治療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