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據“七一從文”公號消息，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四時左右，在哈爾濱一家三甲醫院，一位心血管專家甘醫生，在自己家24樓墜下，結束了生命，年僅48歲。

據了解，呂醫生長期熬夜，去世前的20多天都沒怎么睡好覺，壓力大；而甘醫生生前曾被抑郁癥困擾。

是什么原因造成醫生猝死呢？職業耗竭或能解釋。多倫多加拿大曾有一項新研究顯示，住院醫師的職業耗竭（burnout）已達到泛濫成災的程度：這項由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C）的研究者所開展的研究顯示，接近70%的住院醫師滿足職業耗竭的標準。

職業耗竭也分專業

根據定義，職業耗竭包括情感耗竭、失去自我及低個人成就感。“一大早你盯著自己的時間表，心里盤算，我到底怎樣才能把所有這些事情都完成；在一天之內做完該做的事情變得越來越困難，這就是職業耗竭。”

結果顯示，普外科（89%）、放射科（85%）、外科二級學科（82%）、麻醉科（81%）及大內科（79%）的職業耗竭率領跑所有專業，而兒科（53%）、家庭醫學（50%）及病理科（46%）的耗竭率則是最低的。

研究者同時對住院醫群體的抑郁情況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受試者的總體抑郁率為17%。人口學因素對結果無顯著差異，但已婚住院醫的抑郁比例低于離婚及分居者。

然而，抑郁并不總是與耗竭相關。例如，對于職業耗竭率最低的病理科而言，其抑郁率（23%）卻高于平均水平；麻醉科住院醫的職業耗竭率很高，但抑郁率卻很低（7%）。

“職業耗竭與抑郁不是一回事，存在其中一種情況并不意味著同時存在另一種。”Holmes博士稱。

哪些因素導致了耗竭？

從一張包含10個“嫌疑”條目的清單中，住院醫們確定了那些他們自感導致耗竭最重要的因素。排在前列的因素包括：

△ 缺乏鍛煉、照顧自己和/或參與業余娛樂活動的時間

△ 工作、家庭及家人職責之間存在沖突

△ 花費在電子記錄及文案的時間過長

精神病學家喬治·維蘭特曾說：“當醫生強迫自己付出多于所得時，醫療實踐即處于過度壓力中了。”的確，人不可能給予自己沒有的東西，照顧他人是建立在自我照顧的基礎上的，同情他人也以自我同情為基礎，醫療實踐也是如此。

然而，醫生真的“照顧好”自己了嗎？

醫生的職業耗竭已成為普遍現象，接近一半的醫生報告稱有至少一種耗竭癥狀，精神科醫生也未能幸免。長期存在的問題包括：

需處理復雜困難的病例；

需處理痛苦移情與反移情的問題；

預防自殺；

避免醫療糾紛；

需從患者自殺或醫療事故等創傷性事件中恢復；

應對保險等醫療文書；

需平衡工作與生活的關系。

醫生群體通常比較要強，追求卓越，從醫學院里的苦讀，到努力成為各自領域內的佼佼者；工作中，我們避免暴露弱點，而從工作中獲取的滿足感及自尊感則進一步強化了我們的完美主義和強迫傾向。這些特質有助于我們在專業領域內獲得成果，但對心理健康則弊大于利。

鑒于此，Brower KJ醫生提出了醫生自我治療的方案，以減輕及預防職業耗竭，建立更健康的精神世界。全文曾發表于《Psychiatric Times》：

事事以自我為中心是一種自私，當然不值得提倡——但醫療體系內的口號卻是“以患者為中心”。我們常被教導“首先，不能造成傷害”，但不關心自我的醫生往往可能既傷害了自己，又傷害了患者。因此，我們也要學會“首先，不能對自己造成傷害”。

生活中的自我保健非常普遍，我們就常常給病人建議：鍛煉良好睡眠、養成健康飲食習慣、定期運動、學習放松技巧或者練習冥想。這些也適用于我們自己，另外定期的體檢，如口腔、眼科檢查也必不可少。

冥想具有減壓和恢復能量的雙重作用。控制呼吸是一種快速放松和定位自我的方法。在接診患者的空隙里，花幾分鐘坐在椅子上，閉上眼睛，凝神于呼吸及其帶來的感受，若感覺良好再進行一系列緩慢的深呼吸，從中感受到自我的釋放與放松。

在家時，可延長冥想練習的時間。雖然專業的冥想需花費大量精力，但入門則并不費時。在日常中養成冥想或其他放松技巧的習慣非常重要，目前有許多可免費下載的冥想指南。

不幸的是，醫生群體普遍以自己罹患精神疾病或物質使用障礙為恥，常常選擇緘默而不尋求治療。治療不依從、自我處方藥物的現象并不鮮見于醫生群體。

最后，醫生應學會在醫療體系內保護自我，在違背我們意愿被強迫做額外的工作時，需要學會說“不”。在許多情境下談判技巧將有助于我們保護自己，然而多數醫生并不具備。比如，你可以將日程安排寫下來，當被要求做額外的工作時，可以如實解釋“抱歉，我的日程已安排滿了。”

當我們因犯錯而自我批評、未滿足自己或患者的期望和/或被我們的患者傷害時，自我同情是一種正常、健康的反應。克里斯汀·聶夫在她的開創性研究中，將自我同情的三個步驟概述為：

①   意識到自我批評，并感受到痛苦；

②   意識到人人都可能犯錯，并有體驗痛苦的時刻；

③   像對待我們的好朋友一樣，善待我們自己。

聶夫的描述可應用于醫生的日常工作。當我們對患者感到筋疲力盡或煩躁時，我們可以專注于呼吸，吸入對我們自己的同情，呼出對患者的同情：一半為我，一半為你。這種技巧不像睡眠和運動那樣需花費額外時間，在工作的同時即可進行。

我們大多數醫生都傾向于認為工作高于一切，并不斷強化這一信念，因為我們的個人成就感、認同感與工作緊密相連。因此當患者自殺，或我們因失職被起訴時，我們會深受打擊。然而，工作以外的生活及人際關系，是與工作同等重要的。愛與工作都是精神健康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為了實現專業工作與個人生活的平衡，我們必須學會設定界線。你有權利設定這條界線，選擇一個平衡點。如果我們將希望寄托于自我以外的“公平”，那么許多人都將被工作的重擔壓垮。設立工作與生活的天平，可以從物理、心理、時間上入手，各方面的界線可結合發揮作用：

物理邊界：設定一些地點，不允許工作進入，小到我們的臥室，大到度假勝地；在這里，我們必須關閉手機及通訊工具，以暫時中斷與工作的聯系。

心理邊界：我們必須學會理直氣壯地拒絕，當我們已超負荷運轉時，需學會將力所不能及的工作轉交給他人。我們必須意識到，缺了自己世界依舊照常運轉。

對于預防職業耗竭，個人策略固然重要，但體制上的支持也不可或缺。醫療衛生系統、社區精神衛生機構、大型醫療實踐機構應密切關注醫生的工作效率，并應設定醫生工作的時間上限。

同時，應盡量減少繁雜冗長的醫療文書工作：醫學是以醫生與患者溝通為基礎的專業，與患者的接觸是醫生最重要的診療手段之一，而過多的文書工作則限制了醫療本身。

某些體制上的問題難以改變，但醫療衛生系統正因此流失了大量人才。更換醫生成本高昂，因此，醫療系統的決策層應更加關注醫生群體的利益與幸福感。

當醫生感到醫療體制待遇不公時，更可能出現職業耗竭，從而喪失救治患者的能力；相反，若醫生充分感受到關懷和重視，則會更盡力地醫治病人。

醫療體系內更合乎邏輯的情境是：醫療機構善待醫生，降低醫生職業耗竭的可能性；專業人才對職業感到滿意，患者也得到了更優化的治療。

這一推論爭議性地提出了“患者第二”的概念——首先，醫療系統的領導者應將醫生放在首位；然后，醫生才會將患者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