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促進社會辦醫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簡稱《措施》），要求各級相關部門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則，全面清理、取消不合理的前置審批事項，在符合規劃總量與結構的前提下，取消對社會辦醫療機構具體數量及地點的限制，同時對非營利性民營醫療機構提供公共衛生基本醫療補助、重點專科建設、人才培養、醫保定點、稅收及管理費征收等方面都給予支持、幫助和傾斜，這表明政府對社會辦醫的重視和支持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措施》出臺的原因及目的很簡單，單純控制公立醫院規模已不能徹底解決醫療資源配置嚴重不均的問題，不采取其它辦法，基層的分級診療仍然難以推行，“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將持續存在。而加大社會辦醫力度，一方面可以加快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人群的醫療可及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公立醫療機構在“鯰魚”效應的作用下，增強其市場競爭意識，將其膨脹的醫療資源向基層轉移，為基層人群提供先進、優質、價廉的醫療服務。

政府的戰略設計與《措施》的周密安排，的確讓人對深水區醫改的穩妥進行增添了信心，但筆者也不禁在想：民營醫療能直接緩解醫療資源配置不均，但無論是在運作意識還是在土地、人才、效益、技術水平和審批時間等方面，投資者均會心懷疑慮，因而實施起來難免會有一定的困難。那么，能不能不考慮支持基層個體醫療，對其進行“改編”，使其也發揮民營醫療的作用，推進基層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呢？

筆者認為，從醫改大局考慮，根據基層尤其是農村的實際醫療狀況和需要，讓個體醫療與民營醫療機構一起來參與醫療資源的配置，個體醫療雖小，但是也能發揮“鯰魚”效應--讓基層地區目前單純的、缺乏市場活力的鄉村社區醫生隊伍有更加強烈的職業責任感，增強增加基層醫療的整體水平，為基層提供可及的醫療服務。

1990年到1998年，筆者在河南省原陽縣先后擔任三個鄉衛生院的院長，當地有82家村室（集體）、31家私人診所。當時，個別個體診所由于技術好，業務量是數十家村衛生室的總和。比如，包廠鄉趙廠村某個體診所年門診及住院量8000人次，韓董莊鄉韓屋兒科診所年診療量多達11000人次。據縣衛生局有關人士透露，城關鎮延新和建利兒科診所年就診量幾乎與個別縣級醫院的兒科持平。

2003年實行新農合后，個體診所的費用不能報銷，但是個體診所的人均消費量并不比醫保定點村衛生室多，因此，許多個體診所仍在平穩運營。

2015年初，上述趙廠村的診所擴大規模，升級為“新東方醫院”，擁有職工60名，因實力水平和服務受百姓歡迎，申請批準為醫保定點醫療機構，今年1～5月份，診療量達9300人次，極大方便了附近4個鄉鎮近10萬百姓就醫。

筆者認為，個體診所與民營醫療機構都是基層不能忽視和缺少的醫療資源，與民營醫療機構相比，只是形勢、資金、結構比例和服務量的不同而已，如能對其正確對待和使用，引導其發揮“鯰魚”效應，可以倒逼和推進基層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基層醫療的整體水平。

對于經過衛生部門嚴格審批的個體診所，應享有與公立、民營醫療機構同等的待遇，納入醫保定點范圍，開展公共衛生服務及基本醫療服務，緩解農村地區醫療資源的匱乏。

大多個體醫療布局的最初選擇與醫療資源匱乏有關，讓他們加入“正規軍”，既能使他們在邊遠區域有充沛的精力搞好公共衛生，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又給縣級醫院臨床醫師多點執業搭建了平臺，有利于緩解邊遠區域的“看病難看病貴”。

許多個體診所的軟硬件水平均符合行業標準（甚至優于村衛生室），若能醫保定點，政府不需考慮基礎設施設備投入，減輕了財政壓力，加上績效考核下的勞務分配，相對原來單一的村醫村室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而言，成本低，效率高。

個體診所應該是縣鄉村醫療網的組成部分，但長期以來，基層政府及相關部門在醫保管理運作上，將個體診所排除在外，不利于把患者留在基層。如果能讓個體診所為醫保提供服務，就能使很多患者就近就診，從而緩解大醫院的“戰爭狀態”。

因此，筆者認為，基層醫療資源的配置，不能忽視基層個體診所，讓規范的個體診所加入“正規軍”的行列，與社會辦醫一樣能推進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加快提高基層的醫療水平和效率，緩解基層“看病難看病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