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醫患矛盾還需深化醫改

　　“這幾年我到很多地方做關于醫患關系的調研，目前醫鬧事件較往年下降了約20%。”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首席專家凌鋒說。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張澍表示贊同。他說，疾病才是醫生患者的共同敵人，如果醫生與患者站到了對立面，醫患互不信任，就不利于戰勝疾病。

　　凌鋒認為，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對于醫患關系的認識也應進入“新常態”。醫方要用仁心仁術做好溝通，患方對醫療的認知水平提高了，雙方就有了合作的空間。

　　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衛生計生委原主任張健認為，近年來醫患矛盾治理效果較好，雖仍時有發生，但頻率、嚴重程度、賠償金額等都在下降。“如果分級診療工作做好了，醫患矛盾也會得到比較有效地解決。”

　　全國人大代表、長沙醫學院院長何彬生也認為，解決醫患矛盾需深化醫改，建立完善的轉診制度，加大財政對醫院的投入，提高醫療過程的公開性和透明性，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就醫體驗，消除患者就診過程中掛號時間長、交費時間長、取藥時間長等問題。

　　完善醫療風險保險分擔機制

　　近些年，國家相關部門采取“醫鬧入刑”“設第三方醫療糾紛處置機構”“購買醫療責任保險”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醫患矛盾。但在全國政協委員、解放軍第150醫院原院長高春芳看來，還需進一步完善醫療風險保險分擔機制。

　　高春芳說，中華醫學會的統計顯示，全國醫療事故的平均構成率為50%，“也就是說，一半的醫療事故中醫方并無過錯”。但在司法實踐中，法官處理無過錯醫療損害多根據“公平責任”原則，即無論醫方在診治過程中有無過錯，只要有損害發生均需賠償。但這種做法會造成“只要訴訟就能獲得賠償”的錯誤導向。“目前，我國對無過錯醫療損害沒有相應的救濟途徑，患者為了得到賠償，只能強調醫院醫療行為存在過錯，給醫療機構帶來巨大的壓力，挫傷了醫務人員的積極性，也激化了醫患矛盾，不利于醫學事業的發展。”

　　高春芳建議，國家應盡快建立醫療風險基金，以此解決無過錯醫療損害的補償問題，形成完善的醫療風險保險分擔機制，從根本上促進醫療糾紛的化解。

　　全國政協委員、廈門大學附屬福州第二醫院副院長林紹彬建議，應盡快建立醫療風險分擔機制，體現政府的社會服務、社會責任及管理職能，醫療機構的質量管理效能，醫生的執業責任，患者自擔一定風險等多個因素，并將這些因素有機結合起來，促進形成和諧、文明的社會環境。

　　打通醫鬧入刑“最后一公里”

　　《刑法修正案（九）》規定，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醫療無法進行的，將受到《刑法》處罰（即醫鬧入刑）。但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骨科主任溫建民看來，這只明確了醫療秩序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并未專門針對涉醫犯罪進行立法調整。“醫鬧入刑還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

　　溫建民建議，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第五節“危害公共衛生罪”中增設“擾亂醫療秩序罪”。他認為，具體條文應設置為：有下列侵害醫護人員、擾亂醫療秩序的情形之一，處以刑罰：（一）毆打醫護人員的；（二）侮辱、威脅、恐嚇醫護人員的；（三）在醫療機構非停尸處停尸，設靈堂，制造噪音，封堵通道，強行進入、占領診室、病房或辦公區，阻礙其他患者就醫的；（四）破壞醫療設施、設備，搶奪、毀損病歷等醫用材料的；（五）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醫療機構其他財物的；（六）其他妨害醫療業務、擾亂醫療秩序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從重或加重處罰：（一）糾集他人多次實施前款行為，嚴重破壞醫療秩序的；（二）雇傭他人實施前款行為的；（三）對正在進行重要或緊急醫療業務者行使暴力的。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使用暴力致醫務人員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血液科主任楊林花也表示，醫鬧入刑后，相關配套法律法規尚不健全。基本衛生法至今未出臺，《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中的部分條款不切合實際，舉證責任倒置等都為醫療糾紛埋下了隱患。“有些患者或家屬遇事不走法律程序，用土辦法大鬧醫院。很多醫院出于無奈，只好以錢‘擺平’糾紛，造成了醫療糾紛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