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拉著我的手說：“不好意思，給你丟臉了。”當時我鼻子一酸，流下淚來。在生命的盡頭，老人想到的都不是自己。作為醫生，我還有何求？

每天游走于健康與疾患之間，體會生與死的無常，體會職業的精彩與無奈，讓醫生這個群體格外與眾不同。從穿上白大褂的第一天起，等待他們的，就是超負荷的工作強度和不可預知的職業風險。

這也是一個經常被誤解的群體。轉瞬間，毀譽就可能發生逆轉。負面情緒會時常加諸其身，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成為暴力傷醫事件的主角。一旦身處是非漩渦，他們的聲音常常會被一些非議淹沒。

和許許多多普通人一樣，“白衣天使”有著自己的情感。他們渴望得到理解和關懷，他們有很多心里話要說。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急診科原主任 陳旭巖

幾年前，這是一位32歲的女病人，沒有醫保，卻突發急性重癥胰腺炎，病情非常嚴重，入院時還發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這意味著她隨時可能要上呼吸機，還需要各種昂貴的救命藥物。

和病人的父親談病情時，我告訴他住院至少需要1萬元押金。老人焦急地說：“錢正在路上呢。今天在急診的治療搶救費能不能先欠著？”中午時分，總算盼到了送錢的人——他輾轉借了5個老鄉的錢，只借到了3000元。我和病房聯系，回復是“的確收不了”。于是，我坐到病人床邊，一邊緊張地觀察病情，一邊等著再去“找錢”的人。為保住她的腎，我要多給她輸液。她沒錢透析，水輸多了很快就滲入腹腔，沒有血濾保駕只怕會心衰……我坐在那里仔仔細細地算，一雙眼盯著她的尿袋兒，心里還祈禱著“心率不能再快了”……

接近下午5時，病人家屬滿頭大汗地拿來1萬元錢，我沒敢問是找了多少人才湊齊的。她父親問：“夠不夠？”“肯定不夠。”“那還需要多少？”“按照她的病情，通常會超過10萬元，而且……”我說得小心翼翼，雖然明知這些話會讓他很痛苦，但又不能不說。末了，還要加一句“可能人財兩空”。

已經過了下班時間，我沒有催促他。在狹小的辦公室里，我們面對面坐著。老人強忍著，眼淚卻仍然落了下來，滿臉的滄桑使得淚珠拐了幾個彎兒才終于匯到胡子拉碴的下巴上。他念叨著：“我怎么能不救她呢？她娘年輕時就走了，我拉扯大他們姐弟。兒子去年結婚，我借錢給他蓋了房，欠了一身的債。這，我再跟誰去借呢？你容我想想……”

這位父親終于慢慢起身了。他走了過來，干裂的嘴一張一合，半晌才出聲：“我們不治了，我們回家。”這話并不讓我覺得意外，但我卻真切地感覺到了心的刺痛。后來，我們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車，我看見她在哭，無聲地哭……

她有一個動作我至今不能忘記：抬起她時，她使勁抓住病床的欄桿不撒手。我知道，她這是在傳遞強烈的求生愿望。

通常情況下，令我揪心的不僅是那些病情重的人，更是像這位可憐的父親表現出來的那種難以遮蓋的自責。我想對他說：“老人家，這不是您的錯，不是！”那么，這是誰的錯呢？誰該承擔這份苦難、這份生命之重呢？退一步說，如果這位父親不是如此善良、懦弱，如果他堅持接受治療并最終人財兩空，他會不會遷怒于醫護人員呢？會不會咒罵我們醫生賺了黑心錢呢？

對于臨床醫生而言，最難的部分永遠不是技術。

北京急救中心東區分中心醫生 韓鵬達

“您好，‘120’。”

“醫生，快來，有人被電暈了！”

對于急救中心的醫生來說，電話鈴聲就如同沖鋒的號角。我立即跑向停在院子里的救護車。

呼救是從北京東四環一家美容院發出的。一位30歲左右的女士在做“抖脂減肥”時，儀器突然漏電，強大的電流瞬間將其擊倒。

10分鐘后，我們的救護車趕到。只見窄窄的美容床上，躺著呼吸、心跳全無的女傷者，旁邊是驚慌失措的年輕店員，還有好奇的顧客不時探頭探腦。

準備心肺復蘇術！胸外按壓，氣管插管，呼吸機通氣，給予腎上腺素。突然，監護儀上出現了患者心臟室顫的波形。我大吼道：“準備除顫，調整電量200J。旁人都離開！”

經過大約5分鐘的持續搶救后，監護儀上顯示的“直線”終于恢復了規律的波形，血壓也測量到了。我們馬上通過“120”指揮調度，與最近的民航醫院取得了聯系。

過了將近一刻鐘，救護車終于駛入民航醫院的大門。等候在大廳的醫生推著病床迎上來，呼吸機也已準備就緒。

把病人抬下車，推進急診室，與接診醫生進行交接后，終于可以松一口氣，返回急救站了。這時候，我和搭檔的信息再次被更新為“站內待命”。我們要做的，是抓緊填寫上一次任務的病歷記錄。

由于搶救及時，那位女士挽回了生命。出院后，她還專程送來錦旗。

入職10年來，諸如此類驚心動魄的事，我遇到太多太多了。守著“120”這條生命呼救專線，必須天天與緊張、壓力相伴，但我不抱怨，也不后悔。因為，我們的努力關系到生命的延續。

在生活中，還有比救活一個人更欣慰的事嗎？

中日友好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 李 剛

約一周前，晚上九點多，一位孕婦被送來搶救，因為妊娠合并大出血，生命垂危。來不及多想了。好在患者還有意識。我握住她的手說：“你一定要堅持住，要配合治療。這樣，你才能保住自己，保住孩子。”我看到，當患者聽到“孩子”這個詞時，眼睛里閃現出一絲光芒。我感覺到她輕輕回握了我的手，對于十分虛弱的她來說，一定是使足了氣力。

她的信任讓我感動。雖然重癥監護室擁有全醫院最齊全、最先進的醫療設備，但遺憾的是，不是每個患者都能在這里起死回生。畢竟，醫學只是一門科學，不是神學。也正因為如此，在對抗病魔甚至死神的時候，最需要醫患的彼此信任，相互扶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期待生命創造出奇跡。

在接下來的72小時里，患者始終徘徊在死亡邊緣，但我們的治療方案，始終得到了她的全力配合，這讓我們能心無旁騖投入治療。同時，我也相信，是“保住孩子”的信念，最終讓這位準媽媽熬過了最危急的時刻。

沒有醫生不想把病人治好。可是有些病人和家屬就是不相信——“我是花了錢的，你必須給我治好！”“你這是過度診療吧？”手術失敗了，“是不是因為沒塞紅包啊？”“是沒托人和院領導打招呼，病人才出現并發癥的吧？”

面對這些懷疑，有時真是有口難辯。醫療過程本身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確定，我們不能用結果去評判過程。更何況，生命的價值，永遠無法用對與錯來衡量。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綜合醫療科醫生 金雅磊

幾年前，一位90多歲的患者因高血壓和心衰在我這兒就診，檢查時發現他還患有肝癌。我安撫他：“別怕，我們一起努力戰勝病魔！”之后，我會同其他科室制定了一套較溫和的治療方案。住院期間，他總是笑著對我說：“沒關系，我一定會活到一百歲。”在之后的五年里，前前后后十幾次因為多種并發癥住院，不管每次有多痛苦，他都笑著接受治療。

有一次，他肺部感染導致呼吸衰竭，需要氣管插管。對一位90多歲的老人來說，在清醒狀態下插管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們特別害怕在操作過程中發生意外。見我面色緊張，老人鼓勵我：“沒事，你們該怎么做就怎么做。出了事我也不會怪你們的。”在場的老人家屬同樣對我們十分信任：“你們放手去做吧，不管結果怎樣我們都能接受。”慶幸的是，經過我們共同的努力，患者再一次轉危為安。

2012年，這位老人由于肝癌轉移病故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拉著我的手說：“不好意思，給你丟臉了。”當時我鼻子一酸，流下淚來。在生命的盡頭，老人想到的都不是自己。作為醫生，我還有何求？

每一個生命都是在醫院誕生，在醫院終結。醫生能做的，就是讓生命之路更長一些，更輕松一些，一路不管多艱難，有愛有溫暖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