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之后做什么?”

　　“去首都醫科大學研究衛生法?！?/strong>

　　“衛生法是什么?”

　　這段對話發生在12年前。

　　面對這樣的問題，回答者首都醫科大學副教授劉蘭秋一時啞然，因為提問者是一位學術成果滿滿的法學教授。

　　的確，不論是彼時還是今日，我國都急需一部醫療衛生領域“基本法”，但是這部法律在人大立法規劃中至少列了15年，一直沒有出臺，直到去年12月舉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這部法律的草案——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草案才初次亮相。今年12月1日，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草案二次審議稿結束征求意見。

　　近日，在中國政法大學召開的“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立法學術研討會上，包括參與立法者、衛生法學專家在內的十余位專家學者對這部法律草案建言。

2017年12月22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舉行，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草案終于亮相。

　　不過，這部衛生與健康領域第一部基礎性、綜合性法律的名稱，一直存在爭論。

　　現階段，法律的名稱已由起草初期的“基本醫療衛生法”，修改為“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

　　在近日由中國政法大學召開的研討會上，這部法律的名稱也引來專家們的熱議。

　　“這部法律是一部在指導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發展大局、關系群眾切身利益、保障公民健康權益、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起到重大影響的法律。草案從啟動到二審經歷了相當漫長的時間。這部法律既要包括醫療基本領域的相關規范，又要涉及醫院等醫療機構的管理;既要管理醫生又要照顧到患者;既要管理公共衛生，又要管理健康促進和基本醫療。其覆蓋面十分廣泛，涉及的內容主體比較多。所以在立法過程中，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特別是征求法學專家、醫學專家的意見非常有必要。”參會的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說。

　　參會的中國衛生法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晨光說，在初次審議和公開征求意見過程中，社會上對這部法律的名稱提出了許多意見，其中就包括將“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這兩個概念并列是否合適。

　　事實上，出現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中的立法項目名稱為“基本醫療衛生法”，沿襲了十屆和十一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中的名稱——“初級衛生保健法”和“基本醫療衛生保健法”。

　　“在起草征求意見時，我曾經就法律名稱叫‘促進法’有一定的看法。因為在通常情況下，一旦命名為‘促進法’，就帶有過多宣誓性、倡導性的內容，但實體性、程序性的規范則相對比較薄。不是因為這個名稱，而是因為這個內容決定了它的規范性不夠強?！瘪R懷德說，他建議將“促進”二字去掉，叫“基本醫療衛生健康法”，“這樣涵蓋面更廣一些，不僅僅是促進，還要規范所有醫療衛生健康領域”。

     在王晨光看來，法律名稱長久存在爭論，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立法難題——什么名稱更好涵蓋法律性質內容?

　　“醫療衛生領域的法律法規長期以來比較散亂，業內人士希望這部法律起到基本法的作用，推動相關法律體系的建構?？墒牵t療衛生領域的法律關系較為復雜。比如，精神衛生法調節的是具體精神病患者以及預防、治療、康復的問題，是精神病醫院、醫生和患者之間類似于個體之間的關系。如果按民法傳統說法，這屬于平等的服務提供者和服務接受者的關系。”王晨光說，再比如傳染病防治法規范的是公共衛生領域的一個行業，它面對群體健康，由國家主管部門牽頭，對傳染病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總的預防控制，所以它又屬于一個縱向關系。

　　“衛生法領域包括形形色色的法律關系，一部法律怎么能夠調整這么多不同的法律關系?怎樣才能把這個條理梳理清楚，怎樣才能涵蓋在一部法律當中?這是立法上的大難題?！蓖醭抗庹f。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衛生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解志勇教授則主張，結合英文名稱“health law”和中國國情，這部法的名稱建議為“衛生與健康法”。

　　劉蘭秋的建議則是，以“基本醫療衛生法”之名立“醫療衛生基礎法”之實。

有業內專家認為，對法律名稱的爭論，反映了這部法律的定位尚不明晰。什么該寫入法律、什么不該寫入法律，這方面更是眾說紛紜。

　　在王晨光看來，在健康中國、健康優先的背景下，需要推行健康入萬策的理念，即在所有制度設計時都要考慮貫徹健康中國戰略?；踞t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草案應當將所有相關的法律關系都納入進來，厘清立法邏輯，促進醫療衛生健康法律體系的完善與健全。

　　馬懷德認為，在醫療衛生領域，應僅對基本制度和基本架構等原則性內容進行規定，從而為今后專門領域的單行法立法留下空間和接口。至于這部法要寫哪些內容，應該堅持問題導向。我國現在的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保障方面存在的醫保、醫療器械、醫患關系、鄉村醫生以及醫療資源是否均衡等都應是這部法律著力解決的問題。

　　王晨光在會上也特別提出，在法律上如果簡單地提出“健康入萬策”是有待商榷的。比如，草案第三條規定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第六條規定將健康理念融入各項政策制定過程，“看上去，‘健康入萬策’這一概念在總則中兩次提及，但立法不是文字游戲，背后應該是制度。健康優先，即健康入萬策，要在制度上落實，最關鍵就是要有具體程序——誰提起?向誰提?誰來審?誰來決定?公眾能不能參與?這是一個程序性的。還有一個主體，包括誰提起、誰來接受。還有一個標準問題，法律得定標準。然后，還有一個整體評估以后的法律效果”。

　　正因如此，王晨光建議建立由國務院出面領導的相關小組。目前涉及健康領域的委員會已經不少，能不能用一個大健康領導小組合并這些委員會，不需要增加機構，而是把這個小組做實。

　　對此，劉蘭秋則通過借鑒域外的統合式和分散式兩種立法模式，認為“綱領性立法+單行法”的立法模式最適合我國國情。

　　“草案結構應更加均衡，邏輯應更加嚴密，實現粗細適宜。在訂立過程中要注意使用法言法語，語言文字需要符合立法規范。”劉蘭秋說。

在此次研討會上，解志勇認為，這部法律應該集中體現生命健康保障原則、科技促進與倫理約束原則以及公平性原則等衛生法學基本原則。最近廣受關注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更加清楚地印證了這幾項基本原則的學術和實踐價值，因此，應以上述基本原則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與靈魂。

　　同時，北京大學教授王岳認為，草案針對醫療公平性問題，提出建立基本醫療范疇形成機制進行了回應;公立醫院產權問題，則需要立法對醫院進行分類，形成注冊管理部門、衛生健康規劃和公益免稅配套制度;為解決看病難問題，還需要建立非急?；颊邚纳鐓^的逐漸轉診制度，并且要明確逐步縮小全科醫生與專科醫生的薪酬待遇。

　　首都醫科大學衛生法學系主任李筱永副教授認為，在立法中，針對患者健康信息保護領域，還應當設立嚴密具體的患者信息收集、利用和保護程序。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張莉則提出，我國尚未將隱私權作為一項基本權利，而僅基于秩序價值進行管理。雖然立法中存在尊重患者的宣誓性規定，但法律適用階段存在的紛繁復雜問題仍需進一步解決。

　　此外，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李潤生從保險法視角對草案進行解讀。他認為，保險與醫藥衛生具有天然的聯系，而衛生健康事業具有天然的公益性質，目前在本領域中商業保險發展較為落后，對商業保險的利用不足。草案中特別提出要利用商業保險進行風險分散，這是今后重點研究課題之一。

　　對于保險問題，首都醫科大學喬寧博士的看法是，目前我國健康保險領域存在推行難度大、推行過程繁瑣、保障范圍小以及保險賠償力度弱等問題，國家應當著力調整保障力度和范圍，促進健康保險行業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