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不管是麻黃粉的“藥引子”，還是青黛拌石膏的“秘方”，實在都是醫生與患者和藥房之間不得已的斗志斗勇。心中千言，下筆難書，何紹奇先生的《讀書析疑與臨證得失（增訂版）》已由人衛再版，大家快去買吧！

由成都人怕麻黃想到的

作者/何紹奇

解放前，有一位老前輩在成都行醫，一次在方中開了三錢麻黃，卻被藥店拒配，說：麻黃用量太大了，吃了要出問題。一而再，再而三。這位前輩只好不再開麻黃了。他從家鄉帶了一大包麻黃粉到成都，到需用時，包成小包贈給病人，說是“藥引子”。1972年，我去成都為一位支氣管哮喘的病人治病，方中用了10克麻黃，不意幾十年過去了，仍遭藥店拒配。雖鄭重注明，“如有問題，由本醫生負責，”再一次簽了字，仍然不行。可見成都人真是怕麻黃。

南京中醫學院孟澍江老師來京講學，談到：江蘇人怕石膏。高熱大渴汗出脈大，白虎湯本為的對之劑，因方中石膏用量大，病家疑懼，藥店拒配。孟老師便自行準備了石膏粉，拌上青黛，詐稱“秘方”，以貽病人。當然孟老說的是解放前的事了。

上海人怕附子。當年祝味菊、劉民叔等四川籍醫生，就在上海以善用附子名聲大噪，祝先生還有個“祝附子”的外號。祝治熱病，雖高熱唇焦色蔽，仍力主用附子，蓋病未去而心陽已經不支矣。名醫徐小圃擅長養陰，幾個兒子卻都死于熱病。某年，一子又病發熱不退，不得已，請祝會診，祝開方就是附子，服后居然熱退神清，好了。章次公先生因此而稱祝氏用藥“心狠手辣”，徐氏自是為之心折。至今滬上徐氏兒科之用附子，皆昔時祝公所賜也。劉民叔先生治僧惠宗胃癌大出血，脈微欲絕，昏迷不醒，先是阻止西醫輸血，繼則開方用附子一兩、干姜五錢配干地黃、阿膠、白及、伏龍肝、花蕊石、甘草、云南白藥，三日后血即止。然習俗流風，殊難扭轉，二公長技，竟為空谷足音，且多誹謗之言。知之者，其時唯章次公、姜春華二先生而已。

麻黃、石膏、附子，雖皆猛悍之藥，然用之對證，便真的效若桴鼓。古往今來，例證多多。其實又何限于這三味藥，所有藥物，當用，不當用，皆當由醫生決定，當然也由醫生負責。患者疑之，是為流言所惑；藥房拒配，則毫無道理可言。然其始作俑者，又必是醫生，且必是名重一時者，以一己偏狹之見，遂致覆水難收矣。

以葉天士、王孟英用柴胡、葛根為例，葉天士雖然不像徐靈胎說的“終身與柴胡為敵”，但他治瘧不用柴胡，治溫熱病忌用柴葛，卻是真的。“柴胡劫肝陰，葛根耗胃汁”，雖是張鳳逵語，但一經葉氏引用，影響就大了。于是后世醫家對柴、葛便存畏忌之心。如《溫熱經緯》引沈再平語云：“瘧本非死證，唯概以柴胡治瘧者殺之也。”又引汪氏語云：“正瘧必用此湯（小柴胡湯），若似瘧非瘧，妄用柴胡，必提成長熱不退，或兩耳大痛，甚至神昏，更或引動肝風，痙厥立至，生平見之屢矣。”《重慶堂隨筆》引趙菊齋說：“先慈……肝陰不足……患外感，醫投柴胡數分，下咽后即兩脅脹痛，顛頂之熱，如一輪烈日當空。”肝陰不足當忌柴胡，瘧不可拘于少陽一經、小柴胡一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平心而論，有他們說的那么邪乎么？王孟英對葛根的偏見也太甚：孫位申患感，證見耳聾，醫者泥于少陽小柴胡之劑，聾益甚。孟英視之曰：伏暑也，與傷寒治法何涉？改投清肺之劑，聾減病安。將進善后法矣，忽然耳聾，詢悉誤服葛粉一碗，不啻誤服小柴胡一劑，復投肅靖肺胃藥，尋愈。

葛粉，即用葛根加工的淀粉，浙江人常用它來代藕粉。即使不當吃，也不至于如“誤服小柴胡一劑”而致耳聾復發的地步吧？潘澄濂老平生最服膺孟英之學。唯于王氏對葛根的偏見有過批評，說是“白璧之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