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習生算起，我參與北京協和醫院的內科臨床工作已有5年光景。無數個深夜，在歸家途中，我喜歡回頭端詳潔白的內科樓，她靜默在融融的月色里，祥和、溫暖而美麗。在這座10層高的樓里，悲歡離合總在上演，有嬰兒誕生的喜悅，也有生命逝去的哀傷；有與病魔斗爭的剛強，也有不堪經濟重負的黯然神傷。

患者與陪伴著的家人是醫生日常工作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患者”在英語中的對應單詞為patient，詞源來自拉丁語動詞pati，意為承受、忍耐，即正在承受痛苦的人。每一天我們都在與承受著病痛折磨的患者打交道，精英意識與追求完美的性格特質讓我們希冀人定勝天，最終獲得皆大歡喜的喜劇結尾。可惜事實并非總如是，死神的陰影時常掠過，在與他交集的瞬間，我也產生困惑，想起那個亙古的命題：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問題。

我今天講的3個故事都不是救治成功的喜劇，有許多的遺憾與艱難。我陪著患者及其家人一起走來，他們是我生命中的過客，卻在擦身而過的瞬間，讓我對生死有了更深一層的感悟。

關于死亡

患者A年輕有為，家世良好，作為大家族里最小的兒子十分爭氣，年輕時遠赴美國西海岸的一所名牌大學就讀，畢業后回國創業，擔任公司總裁，生意紅紅火火，家中還有志同道合的妻子和一雙兒女。

命運卻在這時急轉直下。

患者感腹痛兩周，影像學檢查竟已是胰腺癌晚期，肝、骨、肺多發轉移。接下來的故事都是尋常套路，想方設法穿刺獲取病理，制定化療方案，治療后全身評估。評估的結果提示腫瘤耐藥，而且在進一步擴散。

在這個節點，患者異常果斷地作出決定，放棄治療，先行出院。一個月后我再見到他時，他消瘦了很多，眼窩深陷，卻興奮地說，我終于把所有的事情都為老婆、孩子安排好了，這一生我沒有遺憾了，我希望安靜等待生命終點的到來。

基于患者那份異于常人的堅強與理性，我與他本人探討了舒緩醫療的具體方案，他確認拒絕有創搶救的意向。他總是那樣冷靜、超然，哪怕是在生命加速下滑的階段，當他被日益嚴重的酸中毒、憋氣折磨得寢食難安，連我們都于心不忍時，他也會給醫護、給家人擠出一個微笑。他的愛人流過眼淚，終于度過了難以接受的心理階段，也變得釋然、開朗起來。

那一天是北京少有的好天氣，湛藍的天明亮到晃眼，潔白的云朵飄浮在空中。他陷入深昏迷，下午4點，心電圖終于走成了一條直線，我看了看窗外，竟有些恍惚，我不敢相信一個年輕的生命會在這樣一個好天氣里逝去，仿佛在我的潛意識里，與死亡匹配的詞語只能是黑暗、烏云、陰冷。后來我明白了，生命可以枝繁葉茂地生長，也可以在凋謝時從容退場。欣喜地擁抱新生，坦然樂觀地接受死亡，這也是一種生存的善意和對生命本身的尊重。

關于生存

在消化內科，我遇見患者B。這是一位惡液質狀態的中年男性，四肢瘦得皮包骨，襯得鼓鼓囊囊的大肚子格外突兀。一照腹平片嚇一跳，全組小腸與結腸極度擴張，就像充滿氣的長條氣球一樣盤曲在腹腔里，隨時有腸破裂的風險。

患者來自山西鄉下，家境拮據，妻子獨自照顧剛出生的嬰孩，年邁的老母親陪兒子來北京看病。患者的病情是無解的，病因尚不明確，試驗性治療效果不佳，我們迅速聯系介入科留置腸梗阻導管，緩解腸腔壓力。患者終于可以進一點米湯，母親每日三餐用小勺一小口一小口給兒子喂食，如此小心、虔誠，那其中似乎蘊含著一種儀式感。粗大的導管持續摩擦咽后壁，患者在吞咽時會痛得嗆出眼淚，卻仍然向母親報以微笑。

我看到70歲的老人夜間就在病床旁邊的地板上席地而臥，終于繃不住自己泛濫的同情心，悄悄塞了點錢讓她去旅館休息，母子堅決推辭：王大夫，這次住院我們是有準備的，我們不差錢，感謝您的好意。很樸素的幾句話，卻讓我無法反駁。后來，我帶母子去協和醫院東院做檢查，班車經過天安門廣場，他們很興奮，說等病好了，要帶孩子來北京，看天安門升國旗。那一瞬間，我的眼淚奪眶而出，這個世上，有人每天吃山珍海味，有人卻連一份粗茶淡飯也無法承受。但不管怎樣的境遇，都擋不住一顆熱愛生活的心和一份生存著就應有的尊嚴。

關于生死的抉擇

患者C是一位中年女性，家庭和睦，突如其來的四肢癱瘓、腸梗阻將她打倒，被丈夫和漂亮的女兒送來救治。考慮是系統性血管炎，病情危重，還存在深靜脈血栓，我們加用了激素沖擊與抗凝治療。患者的癥狀逐漸好轉，腸道通了，能吃幾口飯，精神面貌也提升很多，女兒很高興。

然而，一天夜間于睡夢中，我突然接到值班醫師電話：患者突發腦出血，已陷入昏迷。我連夜從家中趕回病房，心中充滿了惋惜、懊悔與難過。對于這樣突如其來的生死變故，身為醫師的我也難以接受。

患者基礎病危重，沒有手術機會，腦出血面積大，保守治療恐效果不佳，但女兒很堅決，表示要一直守在母親身旁，等待奇跡的發生。然而奇跡并沒有出現，患者逐漸出現了單側瞳孔散大和眼球外展，提示已繼發腦疝，進入深昏迷狀態，我不得不提前和家人交待有創搶救措施的利與弊。

女兒流淚了：“我很努力地在照顧媽媽，每天給她擦洗身體，搭配飲食，為什么沒有換來好的結果？”冷靜之后，她決定簽字放棄搶救。簽字時，她對我說：“王大夫，我覺得手里的筆好沉重，我在替我自己的母親作關乎生死的決定，您說我的選擇對嗎？”

一向自認為善于醫患溝通的我沉默了，我覺得這是一道難題，而我也不知道標準答案。但我想，懷有對生命的敬畏和一份審慎的態度，我們為一位意識障礙患者作出無論是積極爭取生存還是舒緩迎接死亡的抉擇，都將最終獲得患者的理解。

29歲的年紀，我在這個工作崗位上陪伴著一位又一位患者、一個又一個家庭經歷生存的考驗，生離死別每時每刻都在我的周圍上演。感恩這一份職業，直面生死賦予它特殊的意義與厚重。想起泰戈爾的詩句：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吾之所愿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