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全國村衛生室2016年為64.2萬個，2017年為63.8萬個，2018年為63萬個，3年減少了1.2家村衛生室！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公布，我國新一輪醫改正式開始。

《意見》要求進一步完善醫療服務體系，大力發展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縣級醫院為龍頭、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為基礎的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全國各地以《意見》為發令起步，醫療改革走過了十年，而鄉村醫療一體化也走了十年。十年不長，足以讓一棵樹苗成長為參天大樹，十年不短，足以讓一位襁褓嬰兒成長為束發少年……十年的鄉村醫療一體化，今天我們換一個角度，聽聽村民怎么說，因為只有村民的切身體會，才能驗證鄉村醫療一體化是否利民、便民與益民，是否真實地破解了村民的“就醫難”與“就醫貴”？

村民嚴大伯古稀有余，素有老年性支氣管炎，每年季節交替及氣候變化，慢性支氣管炎就會急性發作，召喚本村王村醫上門輸液治療幾天，花費一二百元，基本上咳止痰消喘定，故嚴大伯把王村醫當作是“救命恩人”，而大伯家人也很尊重王村醫，大老遠見面總是先打招呼。王村醫雖然上門幫嚴大伯輸液比較辛苦，也承擔著一定醫療風險，但是嚴大伯是老病號了，知根知底，再說治好了大伯的病，他內心也是深感做村醫有價值與溫暖！

可是鄉村醫療一體化后，衛生院為了防范衛生室的醫療風險，窗口指導衛生室，禁出門輸液，禁老年人輸液！雙禁令之后，王村醫只有婉拒了嚴大伯的輸液請求，而嚴大伯無奈只有上縣醫院住了十來天院，新農合報銷還自掏了四、五千元，家人還要日夜輪班照護，一家人忙得團團轉……嚴大伯自從縣醫院出院后，見到王村醫就板著臉，老年人免費體檢也拒絕做，還逢人奚落王村醫現在住進了政府蓋的新房子，吃上了公家飯，天天整表格造冊子，架子大了不治病了，害得他病了上縣醫院憑空多花了幾千元！

王村醫聽了嚴大伯的風言風語，只有苦笑，因為鄉村醫療一體化后，衛生院為了規避村醫的醫療風險，嚴格控制村醫輸液！這樣做有積極作用的一面，但對于嚴大伯這樣的“老慢支”一刀切地禁輸，自然也引起了嚴大伯的反感與不滿！

李大爺八十有余，患有心動過緩及慢性腸炎、慢性鼻炎、關節炎、高血壓等多種慢病，一月下來，平均總要上家門口的衛生室十來趟，測個血壓，監測一下心律及包點藥什么的，衛生室的張村醫跟李大爺也處得很熟！李大爺出門五分鐘就到了衛生室，平時有不適或者咨詢健康問題，甭提有多便當！

可是鄉村醫療一體化后，當地政府為了精簡衛生室以減少投入，強行把張村醫轄下管理1400余村民的衛生室撤銷并到隔壁村莊，張村醫也只有到鄰村衛生室上班去了，而李大爺要到鄉村醫療一體化下的衛生室要間隔七、八里路，步行近1小時，這可苦了李大爺，本來在家門口的衛生室沒有了，遠遠的衛生室怎么滿足與方便老人的就醫需求？

半年后，李大爺病倒了，其子女們把他送到縣醫院住院了月余，回家后下不了床也吃不下飯，熬幾天后走了！其子女們直言，是家門口沒有了便捷的衛生室，才使李大爺小病拖著，大病熬著，沒有及時就醫而致病重不醫！ “多村一室”，致使很多像李大爺一樣的老人，在缺失了家門口的衛生室后，造成了就醫難，把小病拖成大病，把輕病拖成重病！

上面兩個例子可以折射出近年來基層醫療的一種現狀，即村醫逐漸脫離診療屬性。

鄉村醫療一體化后，為了對接“縣管、鄉聘、村用”的村醫執業保障，各地村醫基本上與衛生院訂立了“臨聘人員”使用合同，村醫成為衛生院聘用人員的事實，無疑使衛生院不情愿也無奈地背上了村醫的醫療風險責任！故一旦村醫在醫療途中發生一切醫療事故，作為村醫的主管部門衛生院是脫不了干系。

其中的原因也有多方面：一則衛生院在醫保包干制下，醫療總量控制是天花板不能破；二則衛生院在縣醫共體推行下，創造條件為縣醫院虹吸病源；三則衛生院想避免陷入村醫的醫療事故糾紛經濟賠償中。

可見鄉村醫療一體化，村醫在有關部門的“有效管理”下轉變了以醫療為主的屬性，這無形中加大了村民的就醫難與就醫貴！

從2009年起全國開展了為破解公眾的“看病難”與“看病貴”的醫療改革，而特別是為了“強基層”所推行的基層醫改，即鄉村醫療一體化，80%以上的村莊建起了標準的村衛生室；鄉村醫療一體化，公共衛生項目做到均等化服務。但鄉村一體化，農村醫療卻出現了萎縮與弱化。

在3年期間消失了1.2萬個村衛生室的現實面前，多少村民沒有了家門口的衛生室，多少村民一旦有病只有去大醫院，多少村民的“就醫難”與“就醫貴”得不到切實破解！鄉村醫療一體化，是否到了應該反思與改進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