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又是一起發生在基層醫療機構的醫療糾紛。

6月27日，青島于女士因咳嗽到家門口一衛生室看病，衛生室劉大夫接診后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開了頭孢消炎，靜滴（未做皮試）。

6月28日，于女士自覺咳嗽仍挺嚴重，再次來到衛生室。此次醫生給打了阿奇霉素。第一瓶還沒有打完，于女士出現尿道、肚子、胃、腰等多處疼痛癥狀。于女士自述：“出現疼痛癥狀后，醫生給吃了三片藥，后又打了屁股的止疼針，結果打完針也是不行，越來越嚴重了，后來躺在了地上。然后我爸跟大夫說，把人打成這樣要趕緊把人送醫院去，大夫站著也沒動彈，我就給我朋友打電話，把我送急診去了。大夫是在我父親的要求下，跟著我們一塊去的醫院。”

于女士被送至開發區第一人民醫院，醫院的診斷結果為腎結石，大夫表示回家多喝水多排尿癥狀就會緩解，可過了三四天，情況更糟糕了。

6月30日，于女士到青島401醫院就診，診斷為腎衰竭，需要透析。當時是腎兩面全積水，而且腎泡的很大，炎癥很厲害。后于女士回至開發區第一人民醫院做了手術后病情好轉。手術治療花費近4萬元。

區衛生健康局醫政醫管藥政科建議：走醫調委調解或者走醫療事故鑒定。如果都不想走，可以通過法院起訴。建議走醫療事故鑒定。

據了解到的最后情況，患者決定：先協商，不行再走醫療事故鑒定。

這個糾紛案件，醫患雙方爭執點核心在于“患者認為自己病情惡化，與醫生診斷不明、用藥不當有關，醫生認為自身沒有用錯藥”。醫患雙方站在自己的角度來看，各有各的理。而正是因為這各中復雜，導致基層醫療機構處理起醫療糾紛來很麻煩。那么根據這個案例，筆者有幾點想法在這說一說：

一、基層醫生對一些危重疾病診斷不出來，不能完全怪基層醫生

上面案例中，患者覺得醫生沒有找出自己出現不適的原因，是有責任的。站在患者角度，想法是“你是一個醫生，怎么能診斷不出原因來”。但從醫學角度及目前我國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能力來看，一是疾病本身就具有復雜性，同樣的癥狀但病因卻不一定是一樣的，確診病因是需要一個過程的，誤診或是病因診斷不明都是有可能出現的。二是基層醫療機構條件有限，大部分基層醫生接診的主要還是日常的常見病，他識別和接診危重疾病的能力是有限的。這兩種因素下，基層醫生對一些危重疾病診斷不出來，不能完全怪基層醫生。但這不意味基層醫生能這么“放任自己”。身為一名醫生，不斷提升自己的醫技能力、診斷能力是不容置疑的。除了會治基礎疾病，其他危重疾病的識別能力要加強。治不了，但要辨得出，接診過程盡量細致，問清病癥、病史，有助于明確病因。這樣才能盡可能的給自己減少發生醫療糾紛的可能性。

二、輸液風險不管何時都是存在的，誰也不知道輸液過程會發生什么。

案例中患者出現全身癥狀，就是在剛輸液沒多久。至于出現的全身癥狀究竟是本有的腎衰竭導致還是藥物輸入引起，這有待醫療鑒定來給出結果。但像這類本身有嚴重疾病的患者，輸液風險就更大了。所以，牢記：

1、很多基層常見病是不需要輸液治療的，能不輸液還是不要輸液。其實像上呼吸道感染，也是可以不用輸液治療的常見病。

2、對于病情超出了診治能力、未明確診斷的病人，基層醫生切記不要試驗性或經驗性給藥，尤其是盲目輸液。

另外，如果患者在診療過程中發生了意外狀況，作為基層醫生，先不論是不是自身的責任，醫生還是應主動、及時將患者送往醫院搶救。

三、頭孢到底要不要皮試

頭孢類抗生素在臨床上應用較廣，但使用前要不要“皮試”飽受爭議。相關規范、指南如《中國藥典》和《抗菌藥物臨床應用指導原則》中無明文規定使用頭孢菌素類藥物須做皮膚過敏試驗的警示。在基層，有的基層醫生使用頭孢會選擇做皮試，有的不做（上面案例中的當事醫生也是因為無明確規定就沒有做頭孢皮試）。但是在基層，因頭孢過敏引發的醫療糾紛不在少數。

例如廣西梧州的一個頭孢過敏糾紛案例，患者因咳嗽、多痰到梧州一家診所就診，醫生診斷為支氣管炎、肺部感染，給予頭孢呋辛、地塞米松、鹽酸氨溴索等靜脈輸液，第1瓶頭孢呋辛滴注約5分鐘后，患者感覺不適，醫生對其進行搶救后，撥打120，將患者送至醫院，經搶救無效死亡。經司法鑒定，符合在輸液過程中出現過敏性反應致呼吸、循環衰竭死亡。最終，法院依據醫生存在超范圍行醫、用藥前未詢問患者過敏史、未皮試直接使用頭孢呋辛鈉、搶救不規范的過錯，判決診所賠償57萬余元。

至于究竟要不要做皮試，筆者認為，所有的專家共識，都僅供臨床參考，不同藥物、不同廠家還是應參照其說明書使用。作為基層醫生，多做一點，增加保護自己的意識，總沒有錯，出于對患者負責和醫護人員自我保護，所以筆者還是傾向于使用頭孢做一下皮試。

不管在什么情況下，使用頭孢類抗菌藥物前，必須仔細詢問病人藥物過敏史，即使皮膚過敏試驗陰性或不做皮試，在使用頭孢類抗菌藥物后的 1 小時內應嚴密觀察，一旦出現過敏反應征兆，應迅速處理。雖然過敏反應是難以預測，過敏反應也不是醫務人員的責任，但發生后處理不當或沒有相應的救治措施就是我們的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