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醫改實施十年后，又是一個新的起點。今年，醫改開啟了攻堅戰的模式，基層醫改也吹響了進攻的號角。

近期，筆者發現，這個夏天，對于鄉村醫生來說，“利好”消息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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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政策來看，如果能夠真正落實得好，鄉村醫生的待遇問題確實是能夠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筆者發現，這些文件多數忽視了一個問題（雖然有些文件涉及到了這個問題，但也并沒有好的實施細則），而且是廣大鄉村醫生最為關注的“核心”問題，那就是“身份”問題。如果“身份”問題不確定，鄉村醫生的待遇要想有個真正的質的變化，可能還要時間。

身份和待遇從來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對應的關系，有什么樣的身份就能享受到什么待遇。為什么這么說？

說到“身份”的問題，就不自然間想到曾經的鄉村民辦教師，這是鄉村醫生一直拿來作為自己的“參照”。

民辦教師，是指“中國中小學中不列入國家教員編制的教學人員，為農村普及小學教育補充師資不足的主要形式。民辦教師忠誠于人民的教育事業，在基層尤其在鄉村學校，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也曾遇到過如今鄉村醫生所面臨的付出多、回報少等問題。

可以說，“五字方針”的核心就是“身份”問題，通過“關、轉、招、辭、退”一系列的方式，最終讓留下來的民辦教師“身份”由“民”變“公”，待遇提升。

再來看鄉村醫生，其中鄉村醫生的出身和經歷與過去的民辦教師非常的相似，出身農民，但各自為我國的基層醫療事業和基層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因為身份問題，待遇上不去。但不同地是過去的“民辦教師”已經轉正，有了正式的編制，完全享受國家事業單位的福利待遇，而此時的鄉村醫生，身份卻是有點復雜，亦“公”亦“私”。

10年前，在新醫改實施前，對于村醫的身份其實比較單純，就是個體戶。國家在保證村衛生室、村醫的功能性定位和職責的前提下，不干涉村醫的經營，村醫靠技術和經營掙錢，自負盈虧。可以說，那時的村醫日子比較好過，也沒有人有抱怨，要向國家要保險、要待遇。

但是新醫改實施后，村醫的身份復雜了起來。說是個體戶，但處處受到上級的管理和牽制。不能自主進藥，藥品銷售零差率，上級指派公衛、家庭醫生簽約任務，接受衛生院的考核……最關鍵的問題是村醫的主要收入來源由原來的患者變為了如今的政府補貼。這樣的身份儼然像極了“公家人”。但是這樣的“公家人”沒有固定工資，沒有五險一金，更不能享受退休的待遇。所以從收入待遇這方面來看，這又和“公家人”身份沾不上邊。從歷年的醫改政策來看，“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提高鄉村醫生待遇”也是每每都有提及，但效果一般，屢受詬病，關鍵也在這個身份的問題上模棱兩可，不能像“民辦教師”轉正那樣果斷而堅決，要么不用，用了就能給身份。

通過上面闡述，可以說基本確定了“身份”問題是困擾基層醫改最終能否順利成功的一個重要問題。當然這個問題其實在醫改政策上也已經有了體現，在實施鄉村衛生一體化的過程中，對現有村醫實行“縣聘鄉管村用”的方式，村醫與鄉鎮衛生院簽訂勞務合同，確定“職工身份”，由衛生院給村醫發工資、交納社保。這樣一來，就解決了村醫的后顧之憂，就能夠從根本上穩定鄉村醫生隊伍，提高基層醫療的服務能力。

既然看到了問題，也有了解決的辦法，但是為何收效甚微，而在前文提到諸多“利好”消息中沒有更明確的實施細則。筆者以為，這里面涉及的問題不是能用簡單的文字表述清楚的，但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涉及了諸多的“利益”問題。國家的投入雖然巨大，但是我們的攤子也大，要想讓基層鄉村醫生能夠分享到更多的“蛋糕”，就必然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這是當前醫改的難點。

但不管怎么說，筆者以為，確定村醫的“職工”身份都是未來醫改繞不開的問題，這是未來的方向和重點。

綜上所述，雖然基層醫改動作頻頻，所謂的“利好”消息不斷，但是這些政策都不夠的果斷和堅決，沒有拿出當年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關、轉、招、辭、退”五字方針那樣明確的實施辦法，而更多的是停留在只言片語的表面。

希望我們的醫改，特別是基層醫改步子能夠更大一些，該去的去，該留的留，就像解決民辦教師的問題那樣，給留下來的村醫一個身份，讓他們都能享受到自己應得的回報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