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出面發(fā)起談判，絕不是走回行政限價的老路，而是與藥企按照市場規(guī)則進行博弈，通過“以量換價”的方式既讓患者吃到更便宜的藥，又讓藥企通過讓渡部分利潤換取更大市場份額。

近日，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向社會公布，其中有慢性乙肝一線治療藥物替諾福韋酯，非小細胞肺癌靶向治療藥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與之前公立醫(yī)院的采購價格比較，3種談判藥品價格降幅均在50%以上。

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終于靴子落地，其降價幅度之大、談判推進之快，值得點贊。從談判結果來看，降價是實實在在的，比如治療乙肝的替諾福韋酯從月均藥品費用約1500元大幅降至約490元，治療肺癌的埃克替尼從月均藥品費用12000元降至約5500元。這意味著患者每月的藥費可節(jié)省一半以上，對很多困難家庭來說，這絕非可有可無的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的“救命談判”。

長期以來，高藥價是公眾吐槽看病難、看病貴的關鍵“痛點”。盡管有關部門曾三令五申降低藥品價格，甚至采取行政限價等諸多硬手段，但降價成效仍然不盡人意。細心觀察近年來國家在藥價改革方面出臺的一系列舉措，可發(fā)現(xiàn)調控手段的行政味道淡了、市場味道濃了。從去年6月1日起，我國取消了絕大部分藥品的政府定價，施行近20年的藥品政府定價制度正式終結。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對藥價撒手不管：針對市場定價可能出現(xiàn)的專利藥、獨家藥價格超出患者接受程度的現(xiàn)象，藥品價格談判機制應運而生。

國家出面發(fā)起談判，絕不是走回行政限價的老路，而是與藥企按照市場規(guī)則進行博弈，通過“以量換價”的方式既讓患者吃到更便宜的藥，又讓藥企通過讓渡部分利潤換取更大市場份額。這一多贏手段，在歐美等國已是遏制高藥價的常規(guī)動作。比如在美國，作為價格談判參加方的醫(y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的處方藥占全國處方藥的15%，由于藥品需求量巨大，談判后藥價只是平均批發(fā)價的50%左右。我國首次藥品價格談判，其意義也不僅在于三種藥物的降價，而表明我國在藥價調控方面從行政思維向市場思維的轉換更加徹底，調控“工具庫”中也多了一枚利器。

國家藥品價格談判成功破冰，下一步則是要朝著常態(tài)化、制度化方向努力。一方面，要讓更多藥物進入價格談判體系，讓降藥價從“定點突破”到普惠式的降價。很多專利藥、進口藥、特效藥價格高企，當然有研發(fā)費用高昂等客觀因素，但也要考慮到患者的經濟能力。讓更多藥企參與到價格談判中來，達成藥企和公眾的雙贏，是一條值得嘗試的道路。此外，還可在條件成熟時效仿美國，允許各地自主談判，或讓具有較強議價能力的大型藥房、保險公司等發(fā)起談判。不管用什么方式、誰來發(fā)起，只要能促使藥價合理回歸、老百姓得實惠，都應鼓勵。

另一方面，還要進一步健全市場反饋和監(jiān)督機制。藥品安全、療效好壞、成本效益等，應是貫穿價格談判始終的關注重點。比如法國、意大利等都會對納入價格談判的藥品就療效和成本進行經濟學評估，力求在眾多藥物中選擇最具“性價比”的藥物。此外，價格談判采購量大、總價高，更需確保談判過程規(guī)范公正。比如在我國首次價格談判中，就設立了監(jiān)督小組全過程監(jiān)督，談判全程進行錄音錄像，未來還要進一步細化、固化相關監(jiān)督機制。

看起來“專業(yè)味”很濃的國家藥品價格談判機制，其實關乎我們每個人的看病用藥支出。價格談判機制初試啼聲，三種藥物價格應聲而降，多年來通過行政之手很難辦好的事情，換種思路來干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持續(xù)推進的藥價市場化改革，或將成為撬動整體醫(yī)改、破除“以藥養(yǎng)醫(yī)”痼疾的強力支點。